近日，佳能（中山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式停摆，这一消息在制造业领域引发广泛关注。三天后，公司向员工发布正式公告，宣布停止生产经营活动。这座扎根中国二十余年的生产基地，曾是珠三角地区工人眼中的“稳定保障”，如今却走向终结，佳能打印机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，成为小众选择。事实上，这并非个例，近年来日本制造在中国市场的退潮已成趋势。
11月30日，日本养乐多本社宣布，运营23年的广州第一工厂正式关停。而在去年12月，其上海工厂已提前结束运营。今年8月，索尼Xperia手机业务通过注销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悄然退出中国市场。7月，三菱汽车不仅停止整车销售，还终止了与沈阳航天三菱的发动机合作业务，全面撤离中国。这些曾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品牌，如今纷纷收缩战线，甚至彻底退出。
回溯至2012年，佳能（中山）新厂区在中山火炬开发区启用，以高端彩色激光打印机为主打产品。厂区规模宏大，配套设施完善，包括运动场馆、电影院、电子阅览室等，巅峰时期员工超过万人。同年，广汽三菱成立，成为三菱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重要布局。2018年，广汽三菱年销量达14.4万辆，欧蓝德一款车型便贡献超10万辆。三菱发动机也曾占据国产车型三成份额，被誉为“国产车教父”。养乐多则在这一年迎来高光时刻，广州日销量从5.9万瓶飙升至290万瓶，2019年日均销量达760.9万瓶。
然而，辉煌难以延续。佳能（中山）官网显示，2022年“累计生产1亿1000万台”后，大事记再无更新。截至闭厂时，员工仅剩1400余人。三菱发动机产量也大幅下滑，2016年达75万台峰值后，2024年10月才突破700万台，年均产量缩水超65%。三菱汽车销量从2019年的13.3万辆跌至2022年的3.36万辆，最终于2023年宣布终止本地生产。养乐多2024年最高日销量降至443.9万瓶，较2019年减少近四成，今年前三季度上海、广州销量分别仅为上年同期的81.1%和88.7%，工厂关闭在所难免。
这种退潮并非局限于个别行业。家电领域，东芝早在2018年出售电视品牌授权，松下也传出出售电视机业务的消息。数码行业，奥林巴斯2018年关闭深圳工厂。快消品市场，MENARD美伊娜、雪肌精、Tatcha、SIDEKICK等品牌相继撤离。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收缩，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。
日本制造的退场，并非主动战略调整，而是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。佳能（中山）闭厂公告中提到，中国无纸化办公的普及导致打印机市场规模萎缩。深圳奥林巴斯董事长小松享也曾表示，智能手机普及使数码相机市场萎缩，深圳工厂运转率降至巅峰时期的20%。但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在于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力的下降。
技术优势的消失是首要因素。过去，日本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。以打印机为例，此前仅有美国和日本掌握核心技术。但如今，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个拥有打印机核心技术的国家，本土品牌迅速崛起。2010年，国产打印机市场份额仅16%，而到2025年前三季度，这一数字已升至41.5%，佳能份额则降至3.9%。
性价比劣势进一步削弱了日企竞争力。养乐多所在的益生菌饮料市场，蒙牛优益C、伊利每益添等国产产品以更高性价比抢占市场。养乐多100毫升售价约3元，而国产350毫升产品仅售5-6.5元。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变化的反应迟缓，也加剧了其困境。三菱汽车在欧蓝德热销后，六年未推出新车款，拒绝为中国市场开发加长轴距车型。养乐多则坚持高糖配方，未能顺应无糖饮料的消费趋势。
这种固执源于日本制造的优越感。日本企业往往注重产品品质，却忽视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变化。当行业发生变革时，对传统的坚守反而成为阻碍。例如，三菱汽车和养乐多均因未能及时调整策略，导致市场份额流失。
尽管在中国市场遭遇挫折，日本制造的全球竞争力仍不容小觑。2023年全球打印机市场中，佳能以22%的份额位居第二，仅次于惠普的35%，而中国品牌占比微乎其微。日本汽车行业的盈利能力也远超中国车企。2024年，18家主要上市中国车企净利润总和不足800亿元，仅相当于丰田的三分之一。丰田单车利润达2.3万元，而中国自主品牌平均不到其一半。
日本企业的全球布局，使其对中国市场的敏感性降低，在灵活应对本地竞争时显得迟钝。对中国企业而言，超越日本对手虽是重大成就，但全球化竞争才是真正的考验。中国家电业已提供借鉴——2020年，本土品牌在国内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市场的零售额份额分别达78%、71%、93%，外资品牌份额大幅萎缩。
曾经象征精密与可靠的“日本制造”光环，正在中国消费者心中褪色。这些熟悉品牌的退出，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一个注脚，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和工人的荣誉。然而，这并非终点。日本企业大规模退出中国，预示着中国品牌将在全球市场与各国产品展开更激烈的竞争，最终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