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清华大学115周年校庆之际，一场聚焦能源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行。史丹作为主旨发言嘉宾，围绕全球能源转型、能源权力演变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深入探讨。
史丹指出，全球能源体系正经历第三次重大转型——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。这一变革由技术突破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共同驱动，其影响远超前两次转型。以风电、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虽存在间歇性，但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，正在重塑能源生产逻辑。她特别强调，此次转型不仅关乎能源结构调整，更将支撑未来智能社会的运行模式。
回溯历史，能源转型始终与大国兴衰紧密交织。第一次转型中，英国凭借煤炭资源与蒸汽机技术，在18世纪战胜依赖泥煤的荷兰，奠定"日不落帝国"根基。第二次转型期间，石油成为战略核心：一战中协约国因掌控石油供应击败同盟国；二战时德军因燃料短缺止步莫斯科城下；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石油储备归零加速战败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英国衰落的转折点，美国通过控制石油美元体系正式接管全球霸权。
能源治理机制的演变同样耐人寻味。二战前，"石油七姐妹"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市场；20世纪70年代，OPEC产油国通过石油禁运夺回定价权；90年代后，气候变化议题使治理主体扩展至国际组织与新兴国家。当前美伊冲突暴露出原有体系的脆弱性，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将其类比为美国的"苏伊士时刻"，预示着全球能源权力结构可能进入新一轮重构。
面对历史性机遇，中国需在三个维度发力：首先，抓住美元信誉下降与本币结算兴起的契机，推动人民币在能源贸易中的使用；其次，依托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，构建涵盖智能电网、储能技术的现代能源体系；最后，通过低碳技术创新突破传统治理框架，在人工智能与可再生能源结合领域形成话语权。史丹特别提醒，能源安全具有"保健因素"特性——平时容易被忽视，短缺时却能致命，这要求中国必须掌握治理主动权。
当前全球能源治理呈现"机制复合体"特征，虽机构林立但执行力薄弱。中国既要避免重蹈西方体系瓦解的覆辙，也要防止陷入"为治理而治理"的陷阱。通过将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，中国有望在新型治理体系中占据关键席位，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东方方案。
